最近，中国科学院宣布实施知识创新工程，首批试点项目中有重组计算所，新计算所与联想集团保持密切联系，共建技术创新中心。
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作为国家队的计算所，重组后其性质如何？与联想的关系如何？这一改革对计算所和联想将产生什么影响？对我国科研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机制的建立有何借鉴？最近，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和即将上任的新计算所所长高文在记者座谈会上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明年1月1日即将上任的新计算所所长高文用“国家级研究所，与产业结合的典范”两句话为计算所定位。高文是哈工大和东京大学的双料博士，现为中科院计算所副所长，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首席专家。他说，计算所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成为适应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所，要成为国家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成为国家信息产业发展的思想库和国家大型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技术库。
计算所研究任务按内容划分，基础研究占20％；国家有重大需求和对未来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前瞻性高技术研究占30％；应用研究占50％。
计算所同时要成为与产业结合的典范，共建联想中央研究院。
联想集团总裁、计算所所长柳传志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型研究所大都在企业中，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使得AT＆T和朗讯大大受益，其根源就在于贝尔实验室有着最适合基础研究和把发明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的科研机制，而这正是中国科研机构的最大弊病。
新计算所成立后，联想将参与其30％前瞻性研究和50％的应用研究，更重要的是，引入联想成功的科研与市场结合的机制，联想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拓能力，将对计算所的研究架构、研究体制、管理体制、成果转化等注入全新的活力。
谈到这次改革，柳传志由衷地说：“这是在最合适的时机，作了我们最想做的事情。”
联想集团时刻也没有忘记，要做一个有规模的、长远的高技术企业。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联想走的是“贸工技”道路：先建立营销渠道，打开市场；再建立工业基础；最后大力进行研发，发展成为一个技术导向性企业。
高科技企业的生存需要必要的边界条件：一是机制，二是资金来源，三是内部管理。而在我国这是最薄弱的环节。许多高科技成果在转化过程中所以被淹没，往往不是由于技术问题，恰恰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
联想较早看到了这些问题，因此提出走“贸工技”道路，前10多年主要精力放在内部管理和市场开拓上，打好基础。联想在1995年前也曾有过中央研究机构，研究了几百项成果，但转化不了，原因是科研人员与市场脱节，研究成果到销售产品的链不知怎么形成。后来将科研人员下到子公司，使研究更贴近市场，效果非常好。现在，联想已基本掌握了形成产品链的过程，财力也有了基础，到了迫切需要有自己的前瞻性研究，需要成立中央研究院的时候了。
柳传志说，做科技驱动型企业，可以说我们已策划了很多年，前边都是引桥，现在才开始走上正桥。有计算所作为联想的中央研究院，将为联想由助跑到起跳，实现2005年完成100亿美元的目标，向世界品牌冲击打下坚实基础。
在这次改革中，原计算所的大部分科技人员将组成计算所二部，由联想管理，面向市场，进入市场。柳传志说，当年，联想所以能起家，很重要就是有中国科学院和计算所这个好婆婆，为联想的发展创造了好环境。联想对二部的管理也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和有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好环境。一是要制定赛马规则和评价方式，建立好的机制；二是在赛马中识别好马；三是给好马喂好草好料，如给股份，利润返回，在业务和管理上给予指导等。他期望，在二部，将来会杀出像联想这样的黑马。
知识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否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院所靠吃“皇粮”，研究脱离市场，许多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反过来，研究院所又为经费短缺而困扰，形成恶性循环。
联想集团从最初计算所投资20万元发展成为今天年营业额达125亿元的国内最大的计算机企业，就是因为在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再将钱用来支持科研，取得效益的正循环。
计算所与联想的合作也是这样的正循环，联想集团每年上交中科院2000万元，中科院把这笔钱投入到计算所，计算所为联想集团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从而使联想集团为我国的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计算所与联想的合作作为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刚刚开始，许多问题还在探索中、完善中，既是探索、试点，就会有风险；但是可以肯定，这种试点必将推动我国知识创新机制的建立，推动我国建立一批充满创新活力的世界一流的研究所和高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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